文化与国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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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与国运——司马光的文化观

  教化,国家之急务也,而俗吏慢之;风俗,天下之大事也,而庸君忽之。夫惟明智君子,深识长虑,然后知其为益之大,而收功之远也。

  光武遭汉中衰,群雄糜沸,奋起布衣,绍恢前绪。征伐四方,日不暇给,乃能敦尚经术,宾延儒雅,开广学校,修明礼乐,武功既成,文德亦洽。继以孝明、孝章,遹追先志,临雍拜老,横经问道。……自三代既亡,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。

  及孝和以降,贵戚擅权,嬖幸用事,赏罚无章,贿赂公行,贤愚浑殽,是非颠倒,可谓乱矣!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,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、杨震、李固、杜乔、陈蕃、李膺之徒面引廷争,用公义以扶其危。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、郭泰、范滂、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。是以政治虽浊,而风俗不衰。……当是之时,苟有明君作而振之,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。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,重以桓、灵之昏虐,保养奸回过于骨肉,殄灭忠良甚于寇雠。积多士之愤,蓄四海之怒。于是何进召戎,董卓乘衅,袁绍之徒从而构难,遂使乘舆播越,宗庙丘墟,王室荡覆,烝民涂炭,大命陨绝,不可复救。

  然州郡拥兵专地者,虽互相吞噬,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。以魏武之暴戾强伉,加有大功于天下,其蓄无君之心久矣,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,岂其志之不欲哉?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由是观之,教化安可慢,风俗安可忽哉!——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八

  无论刘备、孙权如何诋毁曹操,也无论后世戏曲舞台如何把曹操涂抹成大奸大恶之臣,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,在曹、孙、刘三位汉末最大的枭雄中,曹操是唯一未曾在生前称帝的。这个现象为喜爱汉末三国历史的人们津津乐道。东汉末年的历史上,有这么一个片断:孙权在长期和许昌朝廷对抗,又和刘备闹翻之后,深感力屈,不得不暂时假意归顺朝廷。孙权在派使者向汉献帝进贡的同时,却又同时派人去见曹操,劝说曹操取代汉献帝,自立为帝。孙权这么做,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。曹操在收到孙权的“劝进表”后的反应,非常耐人寻味,他说孙权这招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。言下之意,曹操一旦称帝,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篡汉贼臣,也就成为了天下英雄的众矢之的。这或许正是孙权乐于看到的局面。当日曹操手下附和孙权、劝说曹操称帝的人还真不少。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白,曹操升级,自然意味着他们也能跟着升级了。曹操却非常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,他比谁都明白这池水的深浅。虽然不称帝,但他还是撂下了一句话: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!”周文王生前仍然是殷商的藩臣,谨慎地效忠于殷商王朝。但在他的领导下,周民族已经变得非常强大,并且为消灭殷商做好了准备。所以在他去世后,他的儿子周武王才有可能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纣王的军队,一举消灭商朝。从这个角度看,周文王虽然未曾统一天下,不是周朝的第一任天子,但他却是周朝的实际奠基人。曹操说,如果天命真的眷顾曹氏的话,那自己就做个周文王吧。言下之意,他不会称帝,但他的子孙若有机会的话,可以顺应天命称帝。在他去世后,他的儿子曹丕果然称了帝,满足了他做周文王的心愿。

  曹操为什么不自己称帝?解释的角度可以有很多,司马光却在《资治通鉴》里给出了一个平常人想象不到的理由。司马光反问道,曹操这样性格的人,在他掌握了汉朝的实际权力之后,能做到不取代汉朝自己称帝,难道是因为他秉性忠厚老实吗?难道真是他打心眼里不想做皇帝吗?当然不是!那是为什么?司马光的回答出人意料。司马光说,那是因为他不敢。很多读者可能会不明白,居然还有曹操不敢的事情?他怕的是什么呢?

  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光的论证逻辑。司马光并没有一上来就对曹操拒绝称帝一事本身发表评论,而是回顾了东汉王朝漫长的历史中一个显著的特点:对风俗、教化的重视。评论着重强调了光武帝刘秀对于文教的重视,称他在战争年代就开始留意文教。随后,司马光称赞刘秀的继任者,他的儿子汉明帝,以及孙子汉章帝,都能秉承刘秀重视文教的传统,继续提倡文化、教育,敦励风俗。汉明帝和汉章帝都有儒学老师,他们不仅尊师重道,还亲自出席关于儒学义理的讨论会。这样的氛围下,不仅各个层级的官员都是饱学之士,连皇帝的卫士们都受到尊学重教风气的感染,开始阅读《孝经》,而仰慕中华文化的匈奴贵族子弟来到京都洛阳后,也开始醉心于学术文化。经过这三代皇帝六十余年的倡导,繁荣的文化对社会健康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。无论官员还是平民,都深有廉耻感,不愿在行为举止上触犯伦理、法令。人们把那些品德污秽之人孤立起来,不愿意同他们交往。司马光甚至说,东汉前期的社会风貌,是三代以下(传说中尧舜禹的时代,中国古代学者往往认为那是人类的黄金时期)仅有的,夏商周以后,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过它。

  可惜汉章帝去世以后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开始出现贵戚擅权,嬖幸(身分低微,却能接近皇帝并盗窃权柄的人)用事。权力分配紊乱及其滥用,必然导致对制度、法令的挑战,导致贿赂与贪腐。问题是,即便面临这样的窘境,东汉王朝还是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时间,而没有立即覆亡。原因在哪里?司马光认为,正是前三任皇帝打下良好的文教、风俗基础,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政治混乱带来的不良影响。敦励风俗六十多年,使得整个社会醇厚而质朴。上层建筑的腐朽,未足以拉垮整个社会。远离政治中心的人们,仍然在和谐、守序的环境中生活。中央政坛的腐败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,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因此,东汉王朝仍能在中央政治不断出状况的情况下,屹立百余年。即便在政坛核心圈子里,也不是贪腐权力能够一手遮天。在政治运行不正常的情况下,一直有士大夫领袖领导正直的官员和清议,来抵抗乱命,试图拨乱反正。司马光列举了很多这类人的名字。这些人的存在,显然也是东汉王朝一贯重视文教风俗的杰出成果。因此看上去问题百出、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,竟然在大小军阀四分五裂之际仍然没有倒塌。这就是深厚的文教风俗底蕴给与东汉王朝的回馈。

  做了这么长的铺垫之后,司马光才开始尝试着解答之前提出的问题,曹操为什么拒绝称帝?司马光的回答简洁而明了:“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”这里的“名义”一词,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儒教士大夫所崇奉的名教秩序,及其相关的礼义道德。这是一种软约束力。人们出于对名和义的敬畏,产生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力,阻止自己去做那些破坏“名义”的事。要使这种软约束力产生作用,显然需要大家都尊崇“名义”的深厚社会环境,在这一环境中的人,都珍惜自己的声誉与节操,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为了利益而牺牲更为重要的“名义”。司马光认为,尽管东汉末年是一个混乱的时代,但深厚的社会基础,使得当时仍然存在着对“名义”的敬畏。曹操拒绝称帝,不是能力不足,更不是他真的不想踏上权力的巅峰,而是他仍然被这样的“名义”观深深地束缚着。

  司马光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了曹操的行为,其实也是解释了东汉后期国运。无论大家是否赞同司马光的这一解释,抛开具体的历史细节,他所提出的,一个国家、社会,必须重视文化、重视教育、重视风俗,这一点,的确值得我们深思。强调文化教育对社会稳定、良序发展的观点,直至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(姜鹏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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